名牌时代“时尚逃兵”
“时尚逃兵”（Luxury Refugees）是《奢侈如何失去光泽》给出的新概念，指因为与大品牌集团的妥协而对其贪婪大彻大悟的设计师、香水师、主管以及消费群体，他们逃走了。将手工作坊的旧式精美真正应用到市场化的成衣系列，大约是“时尚逃兵”在大品牌内部的反省与改革。香奈儿胸怀对传统与精致的尊重和买下了这几家工坊，同时也对千篇一律的名牌时代提出反思。“你不能够宣传一套高级洋装，结果放上一堆垃圾来卖。”卡尔·拉格斐说，“总得有人来做这些，不仅是保持传统，而且要助其发展，我们需要这些精巧的工匠，并将来自过去的技艺运用于未来”。
更多“时尚逃兵”与大品牌集团划清界限，其中最著名的非前GUCCI设计师汤姆·福得莫属，虽然此后的他有点找不着北，却有一番雄心勃勃的说辞：“今日的品牌产品太唾手可得，每样东西都太过制式，而且运营方式太过平淡。它就像麦当劳，背后的商品与哲学跟麦当劳非常相似，在每一家麦当劳你买到的汉堡与经验都一模一样，LV也没有分别。我们帮助GUCCI制造这个现象，在当时是对的，就算我们不做，别人也会做，那时这个世界正在全球化，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我以我们所做的事情为荣。但是这不是我现在感兴趣的了，我强烈反对！所有这些手提包广告都让我反胃，它太过制式。去想顾客还不会跟我们一样厌烦非常愚蠢，我相信小公司的影响力不输给大公司，我们可以从小规模、旧式的精品中学到东西。”
法国女鞋设计师品牌Christian Louboutin也是时尚行业中的稀有产物，由设计师拥有并经营，企图心小，生产无懈可击，却极度成功。2000年在巴黎的一坐私人宅邸晚宴中，设计师Louboutin女士刚在沙发上落座，就被四个成功商人包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买你的公司呢？”其中一个问道，Louboutin就像个被邀请跳舞的女孩，她红着脸说：“不了，谢谢。”当被问到“时尚逃兵”真的能从商业法则中逃走吗？唐娜·托马斯说：“不但可能，而且很容易。只要保持小的，独立和正直。当一家公司有了伟大的梦想，它就要面临浮士德式的抉择——是为了获取财富、积累名声而将灵魂卖给魔鬼，还是保持本有的个性？这其实，也仅仅是一种人格考验。”
高级定制与无印良品固然不同，但都是对大品牌集团制造的平庸与制式的厌倦，是自身对全球化的小小反抗。有的人愿意重温那起源于宫廷时代的华贵，唐娜·托马斯复述了一遍卡尔·拉格斐讲的段子：有些购买香奈儿高级定制服装的人很忙的，她们乘坐私人喷射机来试穿衣服，无论何时让款式出现在红地毯上，那些女人会立刻取消定制。“这样的人在中国，有超过两个。”卡尔说。而更多人选择更小众的品牌甚至淘唤无牌衣物，以此来轻蔑世俗乐趣，来展示“一种骄傲”。如同瑞士神学家汉斯·昆所说，“不时时刻刻追求、不时时刻刻想方设法购置一切；不受威望和竞争规律的控制；不崇拜富有。这是基本的态度：俭朴谦逊中的满足和泰然处世的信心。这一切都和蝇营狗苟、胆大妄为的傲慢及在物质上的富人和穷人都能见到的那种患得患失针锋相对。”唐娜·托马斯便称自己不是个“素有着装考究恶名”的时尚记者，而更喜爱简单打扮，坚信少就是好，她接受本刊采访时那天就穿了一件“品牌没有人听说过”的运动衫，不化妆，不愿意佩带首饰，“花了一个整个早晨来打理我的有机花园。”
求助“中国元素”
Longchamp主席Philippe Cassegrain先生特别设计了「longchamp为人民服务」的限量版侧肩包系列，并只限于中国旗舰店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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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0日，中国设计师马可的作品“无用之土地”在巴黎高级时装周发布。以米白、黄褐、墨灰和湛蓝为主色调，以回收材质和棉麻丝毛为原料，呈现接近自然的质朴状态，模特在发布上还表演了贵州的纺线术、蒙古族的漂染术，实验意味浓厚。此前这个系列已经入选"国际年度设计大奖"候选人名单，并于2月到4月在伦敦设计博物馆进行作品展示并角逐"国际设计大奖"，她是唯一入选的中国服装设计师。事后，马可写了篇文章阐述创作理念：“我追求的精神价值和目前的流行时尚完全相反，事实上，恰好是人类历史所经历的那些质朴时代深深吸引着我，那时的人们怀着对大自然深深的敬畏和对事物最初始的认识，过着一种最为本质的简朴生活。那些来源生活而非出于名家大师的质朴之作具有强烈的时间穿透力，横跨了千百年，撞击着现在的心灵。这就是我的追求，让服装回到它原本的朴素魅力中，让人们过分刺激的感官恢复到对细微末节的敏感。今天的时代中，真正的时尚不再是潮流推动的空洞漂亮的包装，而应该是回归平凡中再见到的非凡，我相信真正的奢华不在其价格，而应在其代表的精神。”
唐娜·托马斯也仰慕中国文化，她说：“中国虽有‘世界工厂’的名声，却可以效仿日本，从廉价劳动力提供方和产品制造国做起，以具有东方特色的、高品质的工艺征服世界。”言外之意，“中国设计”虽然在世界舞台上起步晚，一旦流传便有新鲜的魅力和卓越的个性。从夏姿·陈，上海滩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为设计主题走进国际视野后，1960年代的“中国元素”也其朴素与经典再度引发关注，只不过它的起源是小众而隐秘的，由一群无所忌惮的年轻人引领。
老金就是一个。清晨6点，他就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鬼市”里溜达。市场全名叫“中商和众旧货综合交易市场”，因为整修，摊贩就在工地边上的瓦砾堆里摆摊。塑料布铺在地上，物件五花八门。站起身回头望过去，能看见城里的高楼大厦，不远处是等待拆迁的乡村，这集市有一种“暂时性”，岁月泛起许多零碎的物什，它们被淘汰、被抛弃，又被汇集到地摊上。留连于此的有各色人等，他们把这里叫作“劳动人民大市场”。老金颇有斩获：两台老式手摇电话机、一台带显示屏的旧监视器、一沓牡丹花塑料皮笔记本、一台“烟台永康钟业无限公司”出产的老式座钟，统共不到1000元，他试图把这些东西全部塞进肩上的大包里，包很快就被撑得变了形。这只包的名字叫“Paul Smith mini”，上面印着一辆花MINI COOPER，源于1998年英国设计师Paul Smith的艺术作品“ART CAR”：把老款MINI COOPER涂上24色83根彩条，汽车仅在英国和日本有售，印着汽车照片的大包在全球售卖，价钱过了万元。但在老金看来，包里包外都差不多。“Paul Smith mini”撷取了老派英式工业的典范MINI COOPER，他所淘的旧物件又都是中国当代设计的精华，它们蕴涵着一脉相承的纯粹审美和恒久魅力，流露出回归本原的趣味和质朴光泽。所不同的，MINI COOPER和Paul Smith都已经纳入了时尚流转；而另一些是躺在“劳动人民大市场”里的“破烂”，只有一些古怪的年轻人跑到这里，发掘它们身上的历史特色和“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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