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去世是当代文坛的一大损失，还原他的大学生活，算是对他逝世11周年的纪念。
考上人大
1978年5月，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青年工人王小波，第一次走进高考的考场，在此之前，他“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十二年前上的”。1977年冬，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恢复，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皆可报名。由于父亲尚未平反，心存疑虑的王小波这一年没有参加，倒是弟弟王晨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顺利考上了。转过年来，王小波知道，自己的工人生涯应该结束了。
王小波报考的第一所高校，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据李银河回忆，复试中，王小波并没有掩饰对“郭鲁茅巴”不感兴趣，提及自己喜欢的戏剧家，他说的是“萧伯纳”。在当时乍暖还寒的气氛中，并不意外地落榜了。幸好中戏作为艺术院校属于提前招生，一个月之后，王小波还有一次机会，这一次，他报考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当年，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王小波成为了40万人中的一个，回到七八岁的时候到处乱跑、打枣、捅马蜂窝的人大。
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先生，5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大逻辑学方面的教授，由于经历过“三反”、“文革”的一系列冲击，“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此外，王小波对当时带有“文革”遗风的文科教育兴趣不大，在自述中回忆备考时“一背东西就困”，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就会好过些。就这样，他选择了人大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是当时人大这所著名的文科院校仅有的两个理科专业之一（另一个为经济信息系）。由于人大刚刚复校，没来得及发招生通知，入学的时候全班三十三人，除了两人来自湖南，一人来自广东外，全部来自北京。据其中的钟明先生回忆，班上三分之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三分之一是“老三届”返城知青。此外，班上像王小波这样属于“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子弟较多，这一专业当时考虑到相关政策可能对他们略有倾斜。
与实验室相伴的日子
在日后的回忆里，王小波极少提及自己的商品学专业，目前的相关研究也略去了这一阶段。不过，这个王小波兴趣不大的“洗试管、洗烧杯、洗漏斗”的专业，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1950年，为了配合当时的国家建设方针，人大有针对性地设置了八大系：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系、工厂管理系、合作系、贸易系、法律系、外交系等。商品学专业的前身，可以一直追述到合作系，原本是其中的一个教研组。1978年，商品学“试招生”（一直延续到2004年这一专业被取消为止），只招理工科学生，毕业时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就当时的教学安排而言，商品学在人文社科气息弥漫的人大，显得十分“另类”。据见证了商品学发展历程的人大环境学院王平书记回忆，大一大二学生以基础课为主，课程大致以化学和数学为主，兼及物理。化学尤其重视，四个学期都有教学安排；数学则是整个人大最难的，但是授课老师朱光贵先生非常善于讲课，颇受王小波及其他同学欢迎。朱老师毕业于北大物理系，“一毕业就被空军要走，在航校教了半辈子高等数学，一直没有搞成他喜爱的物理。‘文革’后调到人大”。当时商品学这个班每到聚会、郊游或是最后的毕业聚餐，总是邀请朱老师参加。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曾经写道，“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授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
大三之后，商品学分为两个方向：食品商品学与纺织品商品学，王小波选择了前者。在日后的回忆里，他印象很深的是其中的八大名酒品酒课。此外，商品学专业独有的实验室与实验设备，给王小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实验室在人大现在的西北门一带，是一间宽敞的平房，里面的实验设备以化学方面居多。尽管做毕业论文里的萃取实验的时候一周“漏掉了五大瓶氯仿（麻醉剂）”，被头晕的搭档们冠以“实验室的人民公敌”的称号，那种“科学”的气氛王小波终其一生始终念兹在兹。王小波曾写道，“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对他而言，科学并不是指化学、数学等具体学科，而是意味着一种理性的对待知识的态度，其根据是“平等”和“自由”，这是和“文革”完全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以“科学”为尺度，王小波90年代以来的杂文，不遗余力地批判“国学”、道德保守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等，他称其为“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或是“救世情结”的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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