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巴黎的5月充满了抒情色彩，“从今以后，我们有节日可过，有创造奇迹的时间，有自由讲话的权利”。全世界的年轻人获得了节日气氛和解放的感觉，校园与街道都变成了广场。“人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雅典的民主。”这种当时自以为解放来临的狂欢情绪，后人难以体会，但那些言语和文字还会流传。汤姆·海登，上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左派领袖之一，这样乐观地总结上世纪60年代的遗产：越战结束，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黑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等，还有“大家都会哼哼两句《黄色潜水艇》，也都会引用两句金斯堡的诗”。
文字的力量
起初是文字的力量，读书带来的快感，它带给你解放。1959年，一个22岁的文学女青年，家住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名叫玛丽琳。她刚开始自己租一间房子住，在当地报纸谋了个差事，“养息着我那颗因发现自己将不能像妈妈和灰姑娘一样结婚、幸福此生而受伤的心”。她看到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像被子弹击中，便走出家门买来一瓶酒、一支蜡烛和一叠纸。稍有醉意，借着烛光，潦草地尽可能快速地写着。
她写了什么呢？除了一篇对“垮掉的一代”的观感，我们再也没读到过她任何文章。那些在潦草纸张上书写下的文字，或许没有更长的生命，在蜡烛燃尽时，也就消散成灰。但那颗击中她的子弹还没有停止飞行，还会打中后来的很多人。我们还会读到《在路上》，知道这本书的主角内尔·卡塞迪，1968年2月在墨西哥的一座小火车站边死亡;我们还会看到一部以卡塞迪为主角的电影《我的最后一次自杀》;我们还会读到金斯堡的诗。你30年、40年，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爱过的作家、歌手、诗人，光秃秃地和你相遇。
金斯堡在世界各地漫游，他在大学校园里朗诵自己的诗
整个上世纪60年代，金斯堡在世界各地漫游，他去了印度、南美、古巴，他在大学校园里朗诵自己的诗，也收到许多年轻人写来的信。他们问他:“如何成为一个诗人？”1968年10月号的《纽约客》杂志，详细记载了他在伯克利大学的一次座谈，学生们和他谈论摇滚乐、鲍勃·迪伦，谈论庞德的诗，也谈论那些怪异的嬉皮士们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也许公元3000年的时候，有个学美国历史的学生，能从故纸堆里发现这些诗人存在过。”金斯堡说，我们从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了，我们生活在科幻的年代。所有改变人们意识的老方式——技术进步、革命，全都破产了，黑人民权运动对南方的中产阶级毫无影响，但嬉皮士能做到。那些权力都是幻觉，人民的真实是可以写作。他鼓励学生们拿起笔给政治家写信，还出示了一封他写给某位议员大谈佛教的信件。
金斯堡去古巴参加了作家聚会，他想在和卡斯特罗会见时谈谈同性恋者的权利问题，但他很快被驱逐出境。1965年5月1日，他在布拉格参加劳动节游行，登上玫瑰花车当选“五月之王”；他在布拉格朗诵，发现那里好多年轻人蓄上了胡子，留起了长发，还穿上了牛仔裤。1959年，在《Quick》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将蓝色牛仔裤描写成西方经济对苏联社会占有优势的标志，“听说苏联工业订下了美国一整座制造蓝色牛仔裤的工厂，以求满足他们年轻人那些不能再充耳不闻，和在莫斯科街角也不能再视而不见的渴求‘蓝色约翰娜’的愿望”。奥地利作家耶里内克说，“我在60年代只穿牛仔裤和T恤，不然的话我就会被社会孤立”。牛仔裤在那时候成为年轻人的制服，另一个“自由的标志”是平底凉鞋。布拉格的年轻人开始去俱乐部听很吵闹的摇滚乐，但布拉格的文学期刊《面孔》停刊了。这个城市依然有戒律，什么不可以写，什么不可以说，什么不可以干。金斯堡在飞机上写下诗歌《五月之王》:“我曾在哈瓦那被身穿绿色制服的侦探送上飞机，现在我被穿着捷克斯洛伐克西服的侦探在布拉格送上飞机。”但他又被驱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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