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栏作家Paul moony表示：在物质主义爆棚的时代，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学生、农夫、办公室职员、CEO、学者、科学家、家政工甚至妓女——都有着难以置信的强烈的进取心。站在这个时代塔尖上的精英们，是否能够花一点时间，放慢节奏，认真地想一想那些不如他们富有的人。现在所需要的，是轻轻地推他们一把，让他们相信，一颗仁爱之心，与一个Prada的皮包一样时尚。
对中国不熟悉的老外们，时常对他们所看到的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发生的巨大变化难以忘怀。耀眼的玻璃高楼，西北甘肃山路上迂回繁忙的高速路，精明过人的商人，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敬业的普通老百姓，还有早上七点就上学，直到午夜之后完成作业才能休息的学生，所有这些，无不让老外们肃然起敬。
没有人否认，世界如今是把中国当成超级大国来看的，无论政治上、经济上、科技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如此。人们越来越相信，二十一世纪属于中国。
我有一些从纽约来到这里的朋友，他们的飞机通常要经停旧金山、东京或者新加坡，哪个地方都比北京或者上海要发达得多，但只有中国，才让他们如此着迷。为什么中国让他们如此着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相对论的问题。许多外国人，即使在国际媒体上读过关于中国发展多快的报道，等他们下了飞机以后所目睹的一切还是让他们感到意外。
而老外们最重要的印象，莫过于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
“中国人满怀着火一般的激情，这正是我们美国人现在再也没有的，”最近一位美国老友这样告诉我。他的话让我深思良久，最后我觉得他说得对。我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学生、农夫、办公室职员、CEO、学者、科学家、家政工甚至妓女——都有着难以置信的强烈的进取心。
也许有人会问，“怎么，谁不想上进不成？”但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这或许是因为竞争。中国有13亿人口，大家都得为有限的资源和机会而竞争。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经过几十年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人们正在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机会，所以他们要尽其所能地抓住这个大好时机。
我在中国的每一处地方，每一个人身上，都感受到了这种激情。我过去在中国传媒大学教过的学生全都在谈论着到英国或者美国去读研究生，而且他们全盯着最好的学校。有两位来自河南的大妈大叔，在我的住所附近做清洁工，这幢办公楼地下室的狭小空间，就是他们和两个儿子的栖身之处，看见我走过的时候，他们就把拿着英语书的儿子推出门外，我们就站在过道上花了几分钟来帮他复习英语功课，而他的父母则站在一旁笑着看。
偶尔，我会接到陌生的中国人的电话，请我做他们的商业伙伴，尽管我根本没有商业经验。在我家做了12年的家政大嫂，来自江西农村，她倾尽自己半年的收入，把她那天资聪颖的儿子送入一所很好的高中（而这孩子的弟弟则被送回了农村老家，因为她供不起两个儿子都上好学校），为了谋生，她打着好几份工，每周要工作六天。
这些年来，我还采访了大约十几个妓女，几乎每一位都说起她们老家的贫穷，但也憧憬着未来的美好。“我再做一段时间（妓女），攒点钱，就不做了，”她们无一例外地这样说。“然后我就回老家去，开个服装店。”
无论是什么原因，强烈的进取愿望，在中国简直具有无可抵挡的魅力。
但我不同意我的朋友认为美国人已经丧失了进取之心的观点。或许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太多，所以看起来才似乎缺乏动力，而中国人不仅刚刚才开始享受更好的生活，而且如此众多的大好机会，就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幸福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物质的满足——我们不是追求实用的人。当普通的中国学生都在梦想着清华、北大甚至剑桥或哈佛的时候，普通的美国孩子上个小学校也一样高兴。当我劝自己的两个女儿上那几所常青藤联盟的名校时，她们坚决不听。好的文科类院校遍布全美，她们觉得那样就行了。有些比我有钱得多的朋友，坚持让他们的孩子去读更便宜的州立大学，以便省钱。
这也许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今天的中国，价值观似乎颠倒了。中国人一边常常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挂在嘴边上，实际上，许多人似乎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如何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上，却很少去真正地关心自己的国家。那么多人曾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拥有的理想主义如今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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