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意图控制编辑室，是一个自古以来的问题。但问题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时代，历经了200多年的新闻业，终于被成功地强奸了？
2008年年初，我遇见了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他曾经是《时代》周刊的记者，一个我很喜欢的记者，很有成就的记者。
我原本以为，他会在这个行业里面呆很长的时间—事实上，以某种形式呆一辈子。可是他的话却吓坏了我。他说，我已经决定不做这行了。他现在的职业，是帮助企业做调查：有点靠近本行，但却是天壤之别。他的理由很简单：你看看《洛杉矶时报》的遭遇，这还是一个做新闻的时代吗？
《洛杉矶时报》曾经是美国毫无争论的第三大报，国际声名仅次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它也曾经是由钱德勒家族控制的家族媒体。家族易手之后，《洛杉矶时报》在几个大型的传媒集团中不断流转，直至2000 年被总部位于芝加哥的论坛公司（Tribune）所吞并。短短5年，《洛杉矶时报》四易总编辑，全是因为拒绝降低成本，裁撤编辑人员。
当然，这不仅仅是《洛杉矶时报》的独特事件。美国新闻人对于编辑室的控制权，已经日渐式微了。我不能不承认我的朋友言之有理。于是蓦然想起肯·奥利塔（KenAuletta）2004 年的作品《幕后故事》（Backstory：Inside the Business ofNews）来。
奥利塔是《纽约客》的媒体行业记者。他在这个行业中已经浸淫了20多年之久。早在1992 年，他就出版了评析三大电视网衰落的《三只瞎眼老鼠》（Three Blind Mice：How the TV Networks Lost Their Way）。而那个时候，互联网还在襁褓之中。
在美国，新闻作为一门生意，新闻编辑室与经营部门之间的战争由来已久，也积怨甚深。然而，在印刷媒体高歌猛进的时代里，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90 年代，无论经营部门如何地疯狂、冷静、耍手段、哭考妣，最后的胜者，往往都是编辑室；因为出版人，也就是报业的业主，都站在了编辑室的立场上。在那个资讯相对贫乏、媒体空间有限的年代里，每个人都明白：内容为王是一个不容挑战的行业先决条件，谁敢牺牲内容，谁就打包走人。盖·特利斯（Gay Talese）1969 年出版的《王国与权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是《纽约时报》的历史总结，一句话，最残酷的斗争发生在编辑部门，没有经营部门什么事。
但是奥利塔的媒体历史，恰恰起源于90 年代的后期。从那个时代起，编辑室的衰弱，几乎可以一泻千里来形容。
就以《洛杉矶时报》作为例子吧。论坛公司在吞并了时代明镜公司之后，拥有了7 家大报，23 家电视台和数家广播台。每一个媒体成员，都是一个成本大老虎。奥利塔描写论坛公司的部分，题目叫《协同城市》。论坛公司的老板是一个金融业出身的商业天才，他一眼看到了公司的弊病之所在：成本过高。但是削减成本的努力是有限的，裁员有个终了，节约终归有限，减薪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支出了一个高招：协同作战。
于是，《洛杉矶时报》不再是一个单独运行的报纸了。在新的“协同城市”里，所有的报纸都必须共享资源了。时报的外派记者（如果有的话），必须为其它的报纸提供稿件。于是，从集团的角度而言，外派记者站（不仅仅是国际，而且包括国内）的数量可以大量地缩减。当然，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所有的记者，必须担当多项的功能。例如，《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的记者，不仅为报业提供稿件，而且，也有义务为公司旗下的电视台担任评论员和分析员。于是，外派记者们经常会发现自己上午是时报的记者，而下午则成了电视台的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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