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是个外来词，中土只有“世家”、“世族”。贵族生活在城市，西洋形态的城市在中国最早只有上海。而上海是个典型的在中国殖民化过程中诞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因此，中国的、中国人的——准确地说城市人的——贵族精神，以及由来已久的贵族精神的崇尚，当然是随着城市-都市化、殖民-近代化而发展起来的。
贵族精神被喻为豹子精神，就象商人习性被喻为鬣狗习性，贫民性格被喻为绵羊性格一样。说贵族精神是道其有如豹的强劲藏于沉默之中；高贵如棉里藏针隐于平静之下。就如鬣狗无遮无拦的粗鄙和绵羊松松散散的平庸一样。
大都市旧上海被誉为贵族精神之所在。而今天的旅美画家陈丹青对其喟叹，道：
——上海变化了，上海会变成三流的香港。（从这里闻到了为什么不把诺大广州列为都市的味道了吧？）
——小时候的上海比现在“洋”多了。那时的上海真有种风雅、颓废的气质，有情致。上海过去那种叫做“老克腊”，也称“老侠客”的人物（形容精炼风雅，会穿着，善应对，即使在文革中间也懂得讲究生活、品位的人物）似乎也绝迹了。……“土”是指一类“人”，而他们（“老克腊”）的“语言”、“生活方式”退出了历史。
——有品位的、有人性的生活方式是古典的。在欧美，上流精英都住在老房子里（有文化氛围，人在其中）。
——所以“土”，是实现现代化的结果。
转型期的暴发心态，亦爆发出时尚：“街头巷尾谈钱的集体梦呓”。今天人们见面三句话就谈到钱，就像文革当年见面三句划必问及出身一样发自本能。鬣狗放出来了，满世界张狂；羊也冲出了围栏，也想捡一点剩餐。满世界都是粗鄙和平庸，豹子怎么不会感到失落。“景观”怎么不会变土。
喟叹是因为人心的品位。
似乎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今天热张爱玲。
远在长江内陆湖乡的张俊伦先生（监利）说自己的“热”，读来真令人感动，为张爱玲更为张俊伦。
他写道：“去上海，最大的心愿就是去拜访张爱玲的故居。……这正是张爱玲旧居的门牌号码，门依然还是当年的门，当年的胡兰成就是站在这个大门外求见张爱玲的”。
张先生接着进入回忆（以想象来回忆），“就是在这个客厅里，倒了茶，拿出来。他上去接，她的腰身一侧，喜气洋洋地看着他的脸，眼睛里都是笑，心里开出花来。——现在张爱玲心里那朵花早凋零、枯萎在太平洋彼岸了”。
张先生最后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留泪，为张爱玲，还是这幽魂似的故居”。（张俊伦：《访张爱玲故居》《武汉晚报》1999.11.4.九版）
想来不为别的，只为这正在流出而又无可挽回的一份对往昔精致的爱恋。
这爱恋是精致，是恋旧，是从胡兰成一般的爱慕中生长而出的伥然。而这里，叫人慨叹的是沿着胡兰成的爱慕、再重复着这无望的爱慕去寻访着爱慕的张先生。
这就是来自上海旧弄堂中残留的品位，都市的留连过去一百年。今人从中见故人，重温那雅致的爱恋，象影子中的人一样，爱旧上海的幽魂，幽魂般的故居，故居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优雅，优雅背后的情调，最后拥有着情调和情调所包围着的氛围……。
也有人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这种心向和品位。虽不去贵族气息的旧上海中呼吸，却也在自家的搜罗扒抉的食色生活的嘬息中，呼吸着贵族的气息。不唱风雅的咏歌，偏把宁馨的文字化为餐桌上手忙脚乱而又伶俐的吃相——虽然同样是忆恋上海。
这便是武汉作家池莉的“洋”相。
池莉表面上不崇尚贵族精神，实际上却把旧上海贵族品位象熬汤一样，烂在骨子里。她从收拾旧书烂报开始（在2000年的邮发报刊杂志的征订广告中，称《上海文学》是中国最有贵族品位的杂志），享受着居家过日子的闲适，把丈夫、孩子一一夸来，而实际沉浸的是她自己。就好象从武汉乘船必然要到上海一样，池莉的言路必然要进入上海的个人记忆。那是一顿如何令人难忘的西餐呀。不在于吃什么，甚至也不在于吃在哪儿和谁吃，而在于为何回忆和如何回忆这旧年旧月旧日子之前的上海之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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