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
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认为,人的生活品味和格调决定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这些品味格调只能从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比如一个人的穿着,家里的摆设,房子的样式和格局,开什么车,车里的装饰,平时爱喝什么,用什么杯子喝,喜欢什么休闲和运动方式,看什么电视和书,怎么说话,说什么话,等等。
中国的中产阶级被认为是“高学历”、“高收入”、 “高消费”、“高品味”的代表,自然在生活方式上不能落于人后。奢侈消费与优越感连在一起,就变成一种文化。它是时装、珠宝、豪宅、私家车等奢侈消费品构成的一个光彩夺目的表像。中产阶级的文化也会涉猎艺术、文学、咖啡馆、境外旅游、烛光晚餐、舍宾俱乐部,甚至认为,在自家客厅搁一架钢琴,或在书架上摆满书籍,事关自己的荣誉。
不过由于“中产阶级”在娱乐圈和影视界有自己最具想像力的成员,于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大量复制在荧屏上,构成一个五光十色、浪漫蒂克的中产阶级神话:在灯火辉煌的大都市,穿着讲究的俊男靓女驾驶着豪华私家车,出没于灯红酒绿的场所,说着被软化的汉语,上演一幕幕不温不火的情感戏。但仅有奢华还不行,必须有情调,才能把中产阶级塑造成富裕而浪漫的绅士淑女。于是,背景处不断出现法国红酒、礼貌而风度的侍者、大束的玫瑰花以及摇曳的烛光。
变革
没有一个阶层是安于现状的,但做为国家要花大力气培养的中产阶级,还身在福中不知福么?他们还有什么要进取的么?下面这个例子似乎能说明问题。
中国人这两年对“经济适用房”这个名字不陌生吧?他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建筑的,但最终入住的却是大批富人。原因很简单:经济适用房所处地点多在郊区。买房的人即必须有私家车,否则即便买得起房,出行却成了大问题,而你如果买得起私家车,就不是“中低收入阶层”。所谓“经济适用房”,其实成了在城区有房的富人的“另一套住房”,甚至成了一笔有利可图的投资。
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比中低收入阶层好不到哪里去。一方面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印象,中产阶级常常被认为是格调与品味的追求者,他们有令人羡慕的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是衣食无忧、生活优越的消费前卫;另一方面则是各种杂志报刊所热衷宣传的印象,他们与“白领”、“低年龄”、“高学历”、“高收入”、 “高消费”、“高品味”等词联系在一起。最后的结果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层次,中产们必须付出大量的劳动和时间。否则,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迟早要挥别中产阶级这个招牌。于是,对于充满了自豪感的中产阶级而言,进阶就是自古华山一条道,必须硬着头皮往上去。
焦虑
可怜的中产阶级,“位于绝对的财富和权力精英之下。其唯一的资本是知识、技能或者至少还有相关的证明知识、技巧的文凭、证件”。 “如果这是一群精英的话,也是不安的、焦虑重重的群体精英。如同其他任何低于最安全、富有的阶级一样,害怕不幸而导致地位的下降与坠落。但在中产阶级内部有另外一种焦虑:内心虚弱的恐惧;日渐软弱的恐惧;不能再进取、没有自律意愿的恐惧。即使所有这些通常是其目标的努力的影响也会成为一种威胁,因为它掌控着享乐主义和自我放纵的可能性。无论中产阶级是否轻视较少的领域,或者重视更多的领域,总有一种恐惧──坠落的恐惧”。
芭芭拉•艾伦里奇在《堕落的恐惧──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中这样生动地描述着。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不断提升自己。虽然在社会下层看来,中产阶级是无忧无虑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中产阶级是社会中最具抱负与雄心的群体,也是社会中最缺乏安全感、归属感与自信心的群体,除非他们真正能够跻身于社会上层,否则那种内在的焦虑将无处排遣。
责任
在西方,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收入方面的概念;同时,它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即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阶层。一个社会之中健康的价值观念对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西方社会中主观价值观念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由于他们在进入中产阶级的过程之中多数是以合法为手段的,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确确实实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中产阶级自身对于社会的责任感较强,因此西方社会的公众对于这个阶层的道德价值上的评判较为满意,作为中坚的中产阶级自身的价值观念是健康的,从而为西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价值观念方面的坚实基础。
而在中国,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出现了一些高收入的阶层,但这些阶层在取得较高收入的过程之中,有多少人是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的?并且,这些高收入的阶层有多少人愿意承担起他们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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