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上层社会的建筑和家具中，使用量最大的是杉木，堪称“皇木”之首。杉木耐朽、防蛀，漆灰的附着力强，屹立千年的古建筑，其材质多为杉木。
据明朝万历末年编撰的朝廷档案《工部厂库须知》中记载，明宫为了制作“上用”家具，每年都要经过大运河从南方运入一千二百块杉木板枋，这还不包括临时性调拨修建宫殿用的鹰平木（即鹰架杉木和平头杉木的简称）在内，而同期每年运入明宫的花梨木却只有区区十段！
自从硬木家具的时尚大潮在清代兴起后， 杂木被贬称为 “柴木”，杉木也被贬称为“沙木”，其观念影响至今，人们往往讳言自己所藏杉木漆饰家具的材质，有关学术著作也往往对其只字不提。 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杉木在明代家具中的地位，这对于明清家具史的研究以及家具的断代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代漆饰家具的演变以及硬木家具的发展高潮
满清统治者在入主中原时，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强迫汉族社会变服同化的政治策略，导致局势动荡的力度之大，时间之长，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是罕见的。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上层社会家具的制作风格和使用材质中来。
清朝初年，由于南方的南明、三藩先后数十年的抵抗及叛乱，又加之清廷实行海禁、迁界的政策， 都严重阻碍了硬木，尤其是高档硬木的来源渠道。
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清代早期的历史，否则，在明清家具史的研究中仍将演绎着神话。
公元1644年，当明王朝的大厦和起义军的短暂政权相继倾覆之后，在南方又陆续建立了多个地方性的明朝政权，史称“南明”。其中抗清斗争坚持最久的是年号为“永历”的桂王朱由榔政权，其控制地区主要在五岭以南的广西、广东、贵州、云南一带，与清军进行了拉锯式的长期战争，直到清朝康熙元年（1662）， 朱由榔被吴三桂杀害，大陆地区的抗清斗争才渐趋平息。然而，沿海岛屿仍控制在南明残余势力的手中。为了切断他们与大陆民众的联系，清廷继续实行着空前严厉的海禁以及迁界政策。
清廷实行的海禁、迁界政策之严酷，令人咋舌。据清人记载，顺治三年（1646）清军攻占广州，因抗清明军逃亡海上，即厉行海禁，“寸板不得下海”。次年清廷颁布的《广东平定恩诏》又明确重申：“广东近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 自顺治八年（1651）起，又数次进行了扫荡式的迁界， “迁海边居民之内地离海三十里，村庄田宅悉皆焚弃”；“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垣墙，立界石，发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见《海上见闻录》卷二，清·鹭岛道人梦庵撰）。
原明朝总兵吴三桂献山海关降清以后，被封为平西王，驻守云南。他在长期的战争中培植党羽，控制和影响了许多军队和地方，成为华南地区实力最强的武装集团。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起兵叛乱，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以及驻守广东的平南王之子尚之信也先后响应， 史称“三藩之乱”。这场战争席卷了南方大部分省份，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才被清廷所平定。
在南方地区频繁动荡的形势下，硬木，尤其是高档硬木的采伐及输入已长期陷于停滞状态。清代早期，除了明宫历年积存的一些硬木材料可供清朝皇室利用以外，硬木家具的生产已经十分萎缩，中、高档家具仍以漆饰家具为主流， 甚至还被远销到了俄国。 在故宫可以见到一些早清的无款家具（按：顺治至康熙早期的宫廷艺术品均极少有年号款，似乎与汉族工匠的故明情愫有关）多为金漆镶嵌工艺。由于清代早期南方地区的动荡局势与东北地区的资源开发、运路通畅等因素，北方制作的漆饰家具常使用东北产的红松、楸木等制作底胎，南方产的杉木所占的比重也明显下降了。
这里，让我们通过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见闻，来了解清代早期中国家具的生产概况。在南方的三藩叛乱期间来到中国，并于康熙十五年(1676）六月受到清圣祖玄烨接见的俄国特使尼古拉，在其所著的《中国漫记》一书中，对漆饰家具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传到我们这里的各种丝绸、瓷器、镶金雕花（按：作者对‘金漆镶嵌’工艺未谙表述）木箱以及漆雕，都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又，“中国用来为工艺品增添光泽，使之更为精美的漆，是中国特有的工艺材料，就象景泰蓝、瓷器、玳瑁、玉和象牙一样。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种漆的制作都是绝密家传的，即只许父传子……最贵重的颜色为透红的深咖啡色，颜色越浅，价格越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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