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睡早起是农民的习惯，而晚睡晚起是城市化的标志？黑夜给了今天的人更多的自我支配时间，仿佛是延长了我们的生命时段，却也给了我们一双双“红眼”
每天早上，当天光渐渐把城市染亮时，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开始苏醒。先是公园里晨练的老人，然后是匆匆出门的学生，接着整个城市开始忙乱起来，街上的车流人流越来越密集。但与此同时，也有众多的北京人刚刚进入梦乡，对他们而言，早晨要到中午才开始。
幸福就是“睡到自然醒”
早上6点，闹铃把李蓓蒂唤醒了。眼睛干涩、脸上发热、大脑昏沉，心情不免糟糕。昨晚入睡时，时针已指向11点一刻，她一般都睡不够8个小时。
不幸的是，李蓓蒂正在上初二。早上7点要赶往学校上早自习，是生活中的应有之义。她极不情愿地坐了起来，任凭手机闹铃一直作响。她更愿意在Don Mclean的轻柔语调中让自己适应必须起床的事实。
蓓蒂知道她的很多同学睡得比她还要晚。不过她并不知道，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不是这样的，那时的孩子眼睛里不会像蓓蒂那样有鲜红的血丝，他们也恋床不起，但一旦蹦起，便生龙活虎。蓓蒂和她的同学恰恰相反，她们经常在睡醒之后，觉得比睡前还要难受，好像睡觉也变成了一种工作，“睡到自然醒”变成了一种奢侈体验。
也许蓓蒂没有意识到，她和她的同学已经成为中国日趋众多的“红眼”一族，她们让中国都市入夜的时间越来越晚，这些数量越来越多的“不夜族”无意识中在做同一件事——齐心合力改变中国城市生物钟的运行。
一家人的24小时
最近蓓蒂在看《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徒》，阅读时间通常是在她完成功课后到睡前这一段——她一天只有这段时间是自己的。这时的蓓蒂希望自己可以彻夜不睡。但这不可能，父母要来监管她了。
“每天晚上她都会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来做，大约在10点到11点左右，她完全自己安排，我们不会管她在做什么，只是要求她11点必须停下来，上床睡觉。”林音是蓓蒂的妈妈，她在一家外资中国食品公司任公关总监。
近一年来，林音通常都会忙到很晚才回家。“有一段时间，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蓓蒂，该睡觉了。”林音现在每天见到女儿的时间只能以分钟计。
但事实上，蓓蒂对此早已不介意，曾经有一年的时间，蓓蒂的父母都在外地，她的生活起居全由一个来自四川名叫廖芳的姑娘打理。
在林音家工作，廖芳的时间表要随着主人走：通常整个白天都属于廖芳自己，忙是从下午五点以后才开始，买菜，准备晚饭。但通常她会在12点前睡觉，以便次日早起为蓓蒂准备早餐。
Don Mclean那悱恻缠绵的声音还在继续着。蓓蒂终于下了床，关掉了闹铃。她在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洗漱并吃早餐，然后在6点45分之前离开家，这样才能保证她可以在7点半之前赶上学校的早自习，而不是被老师以异样的目光来责备。
李君儒似乎听到了女儿离开家时的关门声，但他并没有起身，身边的林音也仍在熟睡。事实上，李君儒凌晨两点多才回家，他和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因为要争取一些外文图书的版权引进，他最近经常出国，昨晚他跟合伙人共同招待了几位外籍朋友，通宵畅饮让他回家之后一直感到口渴，直到女儿去上学时，他也没有真正睡着。
这一家人聚得最全的时候，似乎都在深夜。
而全家人起床的顺序跟这一样，“小阿姨和蓓蒂起得早，我一般8点多钟起来，因为10点前要到单位。他(李君儒)就没准了，正常的话10点之前，有时会睡到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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